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通过了五四宪法，并选举产生了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中国的政治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17]有人据此认为，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与基本权利干预就是一体两面，只要特定行为不处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内，对该行为的禁止或限制就不构成对基本权利的干预。[41]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则判决中，[42]一名理发师在自家店里安装了香烟售货机，行政机关以他违反了《零售法》为由要对其进行处罚。
这被称为明显性保留，即某些行为已经明显到不需要衡量就可以将其排除的地步。民法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要件实际上对应于基本权利干预合宪性审查中的干预要件，违法性要件对应于国家干预行为的宪法正当性要件。[11]此时，审查重点就转向了损害或威胁的可归责性，[12]审查的内容具体有：是否存在本国国家机关的行为，基本权利是否受到事实上的损害或者受到威胁，该损害或威胁能否归责于本国国家机关的行为。基本权利的核心决定了保护范围的形成，核心一旦发生变化，保护范围也会随之变化。[91]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以获得资助或者外国居留权为目的而结婚，属于权利滥用，不受宪法上婚姻自由的保护。
其中便包含了对国家财政能力的考虑。自由反映了行为可能的随意，自由权则是一种受宪法保障的具体的个人法律地位。基本权利以个人为主体，也被认为暗含着妨碍公共利益的倾向。
而且与之前的魏玛宪法不同的是，基本法没有列举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之相关的社会福利与利益，被更多地寄望于政治过程的审议权衡，而非直接受制于宪法权利条款。平等要防范的真正危险是多数派控制的政府用手中权力侵害少数派，因此它是对国家的要求，而非对个人的要求，它意图构造的是政治关系而非社会关系。平等权并不是指一个人与他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平等。政府为治理交通拥堵对私家车限号是否侵害财产权？河道里挖出的乌木归挖掘人所有还是国家所有？死刑是否与宪法上的生命权相冲突？同性结婚是否属于宪法权利？以及在疫情防控、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广受社会关注的治理问题上，宪法的要求是什么？宪法学者正满怀热情地介入此类议题，他们常常拷问的一个宪法正确问题是：这合宪吗？ 宪法虽高高在上，但并不所向披靡，言必称宪法不一定意味着宪法的真正实施，这或许既不必要，也不正确。
另一方面可把我们实施宪法的努力，从直接诉诸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转向改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公共审议过程。除引语和结语部分外，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区分了立宪和立法两个过程，以揭示它们各自的目的和功能所在。
上述三国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对宪法之应有功能的发生学解释，它们支持了对宪法的结构性理解。罗尔斯解释立宪过程的概念是无知之幕假定，即人们在缔结宪法这一政治契约时，由于不知道彼此的实力，出于最低限度的自保要求，而倾向于接受公平的政治生活规则。平等这一为现代宪法普遍珍视的基本权利亦然，它的根本价值并不是维护个人的利益——尽管有时会提升个人利益，而在于强调政府不能对公民依据种族、性别、民族、宗教等因素进行区别对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麦迪逊最初提交审议的权利法案草稿中，前两个条款都是结构性的：第一条规定增加众议院议员的产生比例和数量。
如前所述，二战后制定的德国基本法出于对先前魏玛宪法的反思，刻意拒绝写入积极权利条款。基于立宪与立法的上述区别，可以发现全能论宪法观在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上的误解。细究此一问题非本文的目的，但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在宪法典中不规定积极权利，并非罔顾相关的利益主张，而是认为这类利益主张并不是通过权利宣告来实现的。其次，基本法为体现社会国原则，规定在保护财产与继承权利的同时，财产权也附带了社会责任。
对此，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比喻说，权力间的牵制造成的平衡，成了一种极易被打破的情势：一根稻草就足以使天平倾斜。首先，基本法宣称德国是一个所有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民主共和国，该原则通过选举权、代议制、竞争性政党制度等得以体现。
结语 全能论宪法观不否认宪法的重要性，但没有注意到立宪与立法的重要区分，忽视了基于宪法历史和规范内涵的特有结构性价值。一是道德风险，即统治者可能会假公济私，现代政治学理论也称为委托—代理风险——人民委托给政府的权力可能会被滥用。
确定的规则和不确定的结果并存，也才能激励游戏者的参与动机，并实现游戏的目的。宪法是规范国家的决策过程的准则，它确立规范如何产生，不会而且不应当决定规则导致何种特定结果……因此，一部自行规定具体的政策性解决方案的宪法，意味着蔑视代议机关和行政部门等宪法信任的政策制定机关。这同样应当从结构性的角度加以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对立会激励全能论宪法观的支持者将个人的利益或需要升格为权利，而不论其在道德上是否正当。如果政府内部的不同分支保持平衡，则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就更容易从外部受到影响，从而对于民意变动保持足够的敏感。离开蕴含这四项价值的审议过程，让具体议题受制于对宪法条款的直接解释，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变得僵化、独断。
其与先前的《魏玛宪法》权利条款的不同，在于明确宣布基本权利与法律具有同样的效力，而且约束的对象明确限定为国家机关而非公民个人，其结构性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宪法的目的不可能是维护公民之间的一种特定的正义关系类型。
立宪是作为整体的人民构造政府的行动，立法则是政府组成后人民的代表的活动。同样的利益主体在不同政府分支那里会受到不同的重视，而分权体系则把不同视角和方案融合到同一个审议结构中来，这有助于对立法和公共政策的深思熟虑。
从回应技术性困难的角度来看，外部的民意监控与内部的权力制约使不同机构体现差异性的视角、偏好和主张——立法部门汇聚民意，行政部门关心效率，司法部门看重规则，这种结构使得诸种价值之间变得紧张而富有建设性，从而有利于改善公共治理的绩效。改变直接选举总统的方式并废除其强大的权力以防止希特勒式的领袖独裁。
基本法吸取先前《魏玛宪法》在国家结构设计上的教训方面，不限于上述情况，还比如：放弃比例代表制以避免频繁的政府更迭。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表达自由并非政府的对立之物，它就是政府决策过程本身。宪法的结构性特征是对现代宪法一般特征的概括，但需要说明的是，宪法同其他部门法一样，总是属于特定国家的，因此从任何的国别宪法学中抽象出一般理论，虽说并非不可能之事，却总不啻一种学术上的冒险。这种宪法观还附和了宪法的母法特征，认为部门法皆由其出，与之有相似的基因、共同的目的、交叠的调整对象，它们都是宪法的具体化，宪法与部门法的区别仅在于规范效力的高下，对于那些调整私人关系的法律，宪法也可以发挥规范效力，而不限于约束国家权力。
尽管个体的勇气和公益精神并不罕见，但宪法机制运转的可靠基础，还在于能够使政府内部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激励相容。宪法的这种结构性特征，既可见之于规定国家机关组成、任期、职权、相互关系等要素的组织性条款，也见之于全能论宪法观的支持者经常援引的基本权利条款。
部门法则是受特定利益和理由支配而产生的结果。基本权利的目的 时下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一般看法，是将其视为国家权力的对立之物：权力为公，而权利为私，两者相互对立冲突，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
从经验上看，这类问题在各国的立法成例也千差万别，并可以因主流观念的变化而有所变动，甚至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域，也可以有所不同。宪法的核心目标是为一个运转良好的政治秩序创造前提，在这一秩序中，公民能够真正实现自我管理。
举一个不乏争议但又不失恰当的例子：性别带来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性的，它以人的生物属性差别为基础，并具有社会和历史文化基础，这种不平等虽然可以表现为政治不平等，但不是政治所刻意制造的。对于大量的部门法和政策议题，宪法根据具体情势、差异性需求给部门法预留了审议空间，从而使得即使是相互冲突的政策方案，都可以被宪法规范所包容。就立宪过程而言，宪法应被理解为人们在组成社会之初为未来生活所确立的元规则或法律之法——规定公共生活的基础性规则而非实体性结果的规则。媒体监督的自由也是如此。
组织性条款对于一部宪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constitution这个词的本义即组成结构框架。一个正常运转的审议过程，不但能够更好地界定全能论宪法经常援引地平等、自由、权利等抽象价值的含义，而且可以通过公共讨论、平等参与，为这些价值提供更具社会基础和现实适应性的理解。
然而，宪法不是全能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其着力于构造一个容纳差异性主张的公共审议过程，并把对日常立法和公共政策的选择留给这一过程。这是一个包含着政府责任、高度反思以及公开说理的程序。
这两个方面的理解，都忽略、贬低了基本权利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结构性价值。总体上看，全能论宪法观并不否认组织性条款的这两项价值，但认为在其动态价值表现不佳的情况下，可以转而借助基本权利解释来实现功能替代，以对立法和政策进行短路式的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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